滿懷悲憤激情的馬拉之死

一天，保皇黨女刺客，右翼保皇黨分子夏洛帝·柯黛以申請困難救濟為名，謊稱自己是一位共和黨人的遺孀，五個孩子的母親，請求馬拉接見並給予幫助。正當馬拉閱讀她遞上的紙條時，兇狠的女刺客用匕首刺進了馬拉的胸膛，他倒在了血泊之中，馬拉被害的消息一時震動了巴黎城。大衛是馬拉的朋友，當他聞訊後立即趕到現場親眼目睹了馬拉被害的慘相，用三個月的時間完成了這件作品。

這幅豎構圖的畫面非常簡潔，背景那片毫無修飾的牆面，僅有光線的些微變化，馬拉靠在一個浴缸裡，他一隻手無力地垂落在缸外，另一隻手拿著字條，頭後仰，面部帶著平靜的表情，就像工作勞累後閉目小憩一樣，鮮血從他的胸膛流出。馬拉由於患有皮膚病，不得不每天數小時浸泡在藥水中治療，他常一邊治病一邊處理公務。大衛便把馬拉表現為在浴缸裡工作而突然遇刺身亡。

整個畫面平靜、莊重，省略了一切無關大局的細節，力求簡單質樸，既無紛繁的色彩，也無複雜的透視和道具。儘管表現的是可怕的暗殺，畫家絲毫沒有渲染血腥和恐怖，而是著意刻畫馬拉之死的崇高和寧靜。由此可見畫家在他的創作中始終遵循古典藝術的原則，力圖保持更多的理性。

《馬拉之死》表現的就是馬拉在浴缸中被刺死後的場景，畫中的馬拉表情充滿憤怒和痛苦構圖中無情的水平線只用無力下垂的右臂做突破，似乎失去任何挽救的希望。畫面上沒有繁多的色彩，也沒有複雜的縮短法，力求單純。

大衛本來就對革命報以同情，又與馬拉有些私交，就在暗殺發生的前幾天，他還曾訪問馬拉，親眼見到過他在浴缸中辦公的情景：“浴缸旁邊有一隻木箱，上面放著墨水瓶和紙，在浴缸外的手卻在書寫關於人民福利的計畫。”死亡的消息傳出，大衛便開始著手創作這幅作品，他認為將死者生前為公眾操勞的生活情景展現出來對人們是有益的。畫面以它的單純、簡潔打動人心。除了安詳的人物、白色的浴巾、綠色的桌布、黃色的木箱，再沒有太多累贅的圖像。

構圖壓得很低，上方的黑色占去了大片面積，營造出莊嚴、肅穆的氣息。馬拉如同過度疲勞而靜靜睡去一樣，手中還握著鵝毛筆以及一份正待簽署的申請書，上面寫著：“1793年7月13日，瑪麗·安娜·夏洛蒂·科黛致公民馬拉：我十分不幸，指望能夠得到您的慈善，這就足夠了。”其中，瑪麗·安娜·夏洛蒂·科黛正是兇手的姓名。木箱上的一些細節也值得注意，那裡擺放著墨水瓶、鵝毛筆、幾張紙幣和一封便條，便條上寫著：“請把這五個法郎的紙幣給一位五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為祖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不論現實中的樣子是否如此，這一切顯然都是經過畫家精心安排的，他意圖通過道德和人格的感召來襯托謀殺的罪惡。作為紀念，畫家在木箱下部題了兩行字：“獻給馬拉，大衛。”

既然這是一張以表現死亡為主題的畫，還是讓我們來看看作者如何刻畫了死亡本身吧。畫家如同現場的目擊人，記錄下謀殺剛剛發生過後的情景，即使在今天，仍然會帶給人時間已凝固的印象。在寧靜、肅穆的氣氛中，馬拉鎖骨下的一道傷口以及掉在浴缸邊的匕首提示人們這是一次暗殺。血仍在滴，染紅了池中的水。在虛空而沉重的黑色背景映襯下，一束光線照到遇難者身上，馬拉的頭倒向一邊，胳膊無力地垂著，那樣子很像文藝復興大師米開朗基羅的一件雕塑《哀悼基督》，儘管已經失去生命的知覺，可他的形體仍具有一種高貴的美。

畫家有意將馬拉的死表現得如同基督教的聖人一樣，從而使他的死富於不同尋常的含義，他的犧牲是為了善，是為了普通人的福利。畫作完成以後，大衛將《馬拉之死》遞交給1793年11月14日召開的國民大會。作為一張畫，它成功地塑造了一個能夠博得眾多人同情的革命領導人形象，不過在現實中，人們對馬拉的所作所為則頗有爭議。他的言論過激，煽動性強，革命的狂熱往往代替了理性的分析。

雅各賓派對舊式貴族和反對派採取的暴力和恐怖措施，與馬拉的宣導不無關係。政治，不是一種能用好與壞、善與惡來簡單概括的東西，尤其當身陷鬥爭的漩渦中，公正而恰如其分的表達更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同的立場，便會導致不同的看待問題的方式。好在不管怎樣，《馬拉之死》並沒有因為雅各賓派的倒臺而過時，它超越了人物和事件本身，成為一次祭奠、一種理想。